本网讯（通讯员 刘浩）4月12日下午，中山大学中文系程相占教授做客“长江论坛”第二百一十三讲，在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B214报告厅进行了题为“康德美学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讲座。本场讲座由beat365网页版登录官网主办，beat365网页版登录官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承办，美学教研室贺念副教授主持。院内外60余位师生参与了本场讲座。

导论环节，程相占教授预先介绍了本场讲座的关切和结论。本场讲座意图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康德美学与环境美学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如存在，二者间有何种关系？程相占教授认为，康德美学与环境美学之间存在两方面能够找到文本引用的明确关系：首先，康德美学的核心概念“无功利性”激发了伯林特环境美学的“交融模式”，后者正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的，这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环境美学对于审美模式的探讨；其次，康德的崇高理论为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欣赏自然灾害这一环境美学难题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此外，从美学理论的深层思路来说，康德美学对于环境美学还有三方面潜在影响：其一，康德的自然审美理论为环境美学构建提供了以自然美而非艺术美为核心范式的理论原型；其二，康德美学的“自然审美—艺术审美”二元结构为当代环境美学提供了基本思路，启发环境美学家们通过对比自然欣赏与艺术欣赏的异同来展开理论论证；其三，康德哲学的“物自身”概念激发环境美学家戈德洛维奇、齐藤百合子等提出了“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命题，从而加强了环境美学的伦理维度，为环境美学走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讲座正文第一部分题为“康德美学核心概念‘无功利性’与伯林特‘交融模式’”。

在此部分，程相占教授首先简要梳理了“无功利性”概念在康德美学中的含义、源起和作用，认为康德提出“无功利”概念的核心目的是突出审美判断的特性，从而将之与认识活动或道德活动区别开来。

其后，程相占教授重点分析了伯林特、齐藤百合子、卡尔森、伊顿等环境美学学者对康德“无功利性”概念所蕴含的静观的审美态度、与对象保持孤立与距离的审美模式、普遍性的审美追求的批判。由上述分析可见，环境美学家们都反对传统审美欣赏中将审美与其他活动分离而采取的孤立的欣赏模式。尤其是伯林特在批评康德“无功利性”概念的过程中，揭示了“分离”的审美模式的弊端。尽管这种批评某种程度上曲解了康德的本意，但他借此却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环境审美的根本特征，即欣赏者与环境的交融，这可以视为康德美学的“批判性影响”。

正文第二部分，程相占教授以“康德的崇高理论与对自然灾害的审美欣赏”为题，阐释了康德的崇高理论在应对“我们能否对自然灾害进行审美欣赏？这种审美欣赏何以可能？”这一环境美学难题时发挥的启示作用。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列举了大量诸如雷云、火山、飓风等自然灾害来阐发“崇高感”。按照康德的思路，面对这种喷发的力量所带来的恐惧感，我们无法在物理方面对之施加控制。但在适当保持一定距离、不危及到健康的情况下，我们心灵能够唤起一种力量，能够感受到“超乎自然优越性”，使我们的“人性”保持“不被贬低”，也就是在心灵层面可以做到超越自然。这种崇高的感觉是与“类似于道德的心灵倾向”相关联的。所以，康德在先验层面上为崇高感寻找到了一个先天基础，即道德感。

在当代，全球性环境危机引发大量环境美学和环境伦理学学者反思传统的“如画”审美模式，转而聚焦于并不优美的自然灾害现象，由此产生了对“欣赏自然灾害是否可能、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罗尔斯顿强调将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置入整个生态系统这一超人类的宏观框架中进行审美欣赏；齐藤百合子更加关注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痛苦，增加了审美欣赏的伦理维度。柏林特和布雷迪在对自然灾害的审美这一问题上明确调用了康德崇高理论的思想资源。柏林特认为，康德的崇高观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衡量的尺度——康德的崇高体验是对传统的对象化欣赏方式的一种突破，因为后者呈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分离，而前者却能达到人与自然在体验中的和谐关系。布雷迪受崇高理论启发，强调了审美与道德的关联——崇高体验作为一条路径，可以用以改变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并作为环境保护的动机。

正文第三部分，程相占教授以“康德对当代环境美学的潜在影响”为题，从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当代环境美学主张与康德美学在三个方面的潜在关联——这些主张虽未直接引用康德论著，但仍可能受惠于康德的思想资源。

首先，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强调自然优先，他将自然作为审美体验和审美判断的范式。与艺术欣赏相比，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对于人类生活更加重要。然而，自黑格尔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美学主导观念一直是艺术哲学，即以艺术为中心的理论。环境美学所批判的正是这种比较狭隘的美学观，审美对象不仅仅聚焦于艺术，而是扩展到了环境以及在其中的所有事物。由此，卡尔森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即“自然全好”——这一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对康德审美理论的复归，同时体现了对自然的审美特性及价值的肯定。

其次，康德“审美判断力批判”的第一部分“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事实上可以分为两部分：第1-42节基本上是自然美学，而第43-54节则是艺术美学。这表明康德审美理论结构可以概括为“自然-艺术”二元论。 相应地，代表性环境美学家柏林特和卡尔森在“自然欣赏与艺术欣赏是否相同”这一议题上的论争表明了环境美学进行论证的基本思路：对比自然欣赏与艺术欣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这正好回应了康德的“自然-艺术”二元结构。

最后，康德理论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即对感性直观条件内的“显象”和超出感性直观条件的“物自身”的明确区分。对“显象”和“物自身”的区分或许潜在地启发了环境美学家戈德洛维奇、齐藤百合子等提出的“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命题，从而加强了环境美学的伦理维度，为环境美学走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区分促使我们反思“自然人化”这个哲学命题的严重缺陷，促使我们排除“人化”造成的遮蔽，让自然以其本然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正与生态美学理论诉求一致。

互动环节中，程相占教授就外国哲学教研室王咏诗副教授等在场师生提出的“康德的‘主观目的’提法与‘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之间是否存在张力？”、“审美距离论是否适于刻画柏林特的‘参融理论’？”、“如何理解康德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无利害’与柏林特对审美的文化性维度的强调是否存在张力？”、“如何通过环境美学应对‘否定美学’？”等问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讲座结束之际，贺念副教授对程相占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衷心感谢，整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