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来beat365官网开展讲座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5-04-21
本网讯(通讯员 徐静)4月13日上午,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应邀在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B214报告厅举办了题为“政治隐喻之争:考茨基vs托洛茨基”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盛福刚副教授担任主持人,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何萍教授、赵凯荣教授、李志教授作为与谈人出席,各位老师围绕政治隐喻问题展开了探讨与交流。
在导论环节,马天俊教授从卢卡奇谈起,聚焦于他所提及的考茨基与托洛茨基的政治隐喻之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终章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问题的探讨援引了托洛茨基对考茨基的有关批判。马天俊教授从中拈出考茨基和托洛茨基所用的不同的政治隐喻,展开深入的梳理和分析。
马天俊教授继而从苏俄革命的一些历史情节出发详细阐释了考茨基和托洛茨基政治隐喻论争的生成语境。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一系列棘手的困难,苏维埃政权既需应对内战危机,又需解决夺取政权后政权组织和常态治理的难题。1919年考茨基出版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批评布尔什维克政权强硬且激进的治理措施。鉴于考茨基的巨大影响力,1920年托洛茨基在内战前线指挥间隙中完成了与考茨基小册子同名的论战文本,对考茨基进行了反驳和批评。这场跨时空的政治论争呈现出政治理解上的重要分歧,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各自所运用的政治隐喻是分歧的鲜明标志。
马天俊教授通过文本的细致分析,阐释了考茨基与托洛茨基两人政治隐喻的内在张力。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夺权和掌权,考茨基运用“学开火车”隐喻进行论证,意思是开火车之前一定要有学习和准备,不能贸然上车直接开始,否则会有出轨和翻车的风险。托洛茨基则运用“学骑马”隐喻进行反驳,主张只有骑上马背才能学会骑马。不同的隐喻表明对取得政权和组织生产的本质上不同的理解,也在深层上涉及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本质的问题。
在展开的问题讨论中,马天俊教授将讲座内容推向更具历史纵深与理论张力的层面。首先,马天俊教授梳理了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的考茨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托洛茨基在政治身份、思想背景及实践取向方面的差异。对比当时德俄两国社会形态及工人运动状况,马天俊教授着重阐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情境和革命态势上的历史性差异,从而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选择坐落于其中。其次,马天俊教授从对“dictatorship”的基本语义辨析入手,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的原初语境与观念渊源。最后,马天俊教授回到“政治隐喻”这一核心议题,强调了“开火车”隐喻和“骑马”隐喻就各自内容本身而言处于人类生产方式发展上的不同历史阶段,火车是大工业及其所属社会形态的标记,马则是农牧及其所属社会形态的标记,作为隐喻,它们显示出不同历史水平的政治理解模式的差异。同时,马天俊教授还引入黑格尔的“游泳”隐喻、阿格利巴的“胃”隐喻及汉初辕黄之辩中的政治隐喻,做了拓展性评论,显示隐喻在政治论说中的广泛应用和核心建构作用。
主持人盛福刚副教授对马天俊教授的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指出了讲座关涉内容的广泛性和理论与革命间的张力等话题的重要性,并邀请与会的何萍教授、赵凯荣教授、李志教授针对马天俊教授的分享展开评论与交流。
何萍教授立足历史实证维度,聚焦列宁逝世后形成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驾马车”权力架构及其解体过程,揭示考茨基—托洛茨基之争在苏联历史进程中获得的历史印证。何萍教授指出,苏联历史上的争论围绕着两个核心,一是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二是社会主义的真实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她提到了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批判,并指出现代西方左翼困境折射出的社会主义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危机。最后,何教授将问题意识引向现代性转型的深层思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何顺利完成现代民主社会的构建?后发国家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多重滞后的境遇中完成跨越式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深层上进行发掘和思考。
赵凯荣教授在评议中揭示了隐喻思维与抽象概念的区别:概念系统着力于普遍性意义的逻辑建构,隐喻则依托具象情境传递特殊性认知。提到斯宾格勒的形态学方法,赵凯荣教授进一步剖析了隐喻在政治论说中的特殊价值——当抽象概念遭遇解释力困局时,隐喻能有效突破理论僵化,但其仅适用于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对象。聚焦托洛茨基与考茨基的“开火车”和“骑马”的隐喻之争,赵凯荣教授解构了二者在起源层面的差异:火车隐喻指向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规训逻辑,骑马隐喻则依赖于前现代社会的人类朴素本能。他进而指出,隐喻在政治场域中的高频运用,本质是其模糊性带来的话语安全优势,但这种修辞策略必然伴随论证效力的衰减。
李志教授在点评中指出,马天俊教授通过政治隐喻的阐释方式触及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命题,这一议题已超越简单的改良与革命之争。李志教授以考茨基与托洛茨基的论辩为切入点,强调政治行动与政治组织的本质差异:前者如武装起义具有突发性特质,后者情况更为复杂,需要依托较为充足的历史条件和知识储备。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对于当时俄国政治组织状况的隐喻都是不够确切的,因为真实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操作技能型知识,更涉及生产资料形态、制度基础等深层结构性要素,将“开火车”和“骑马”的隐喻运用于复杂的政治实践,易陷入简化的认知陷阱,学界应该构建更高阶的理论框架去回应这一争论。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