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刘浩）4月17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旭做客“珞珈德国哲学讲坛”第十九讲，在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B214报告厅进行了题为“托马斯·福克斯《脑：一个关系器官》中的具身人论”的讲座。本场讲座由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beat365网页版登录官网德国哲学研究所、beat365网页版登录官网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讲座由外国哲学教研室王咏诗副教授主持，由华中科技大学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洪亮教授评议。院内外50余位师生参与了本场讲座。

引论环节，王旭老师简要介绍了本场讲座的主要内容和核心关切。本场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对德国当代哲学家、精神病学家托马斯·福克斯（Thomas Fuchs）的《脑：一个关系器官》一书进行评介。这本书秉持了胡塞尔的人格主义态度和对生活世界的强调，对人脑进行了现象学研究，为回答“数字时代何以为人”这一具有当下性的人论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讲座正文第一部分，王旭老师以“Thomas Fuchs其人”为题，介绍了托马斯·福克斯的学术背景、学术旨趣和代表著作。

福克斯同时担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卡尔·雅斯贝尔斯教席教授和海德堡大学医院普通精神病科主治医师，这种双重身份构成了他学术工作的重要背景，其理论建构始终包含着多学科视野：德语学界的身体现象学传统、英语学界对“具身心智”的讨论、生态生物学和生物哲学对生命和“周围世界”的讨论构成了福克斯本人的“具身人论”的理论基础；精神病理学既充实了福克斯的身体研究的内容，也为其理论研究提供了“关心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现实关怀和最终旨趣；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理论构成了福克斯捍卫人格的当代语境，并成为了其主要的批判和对话对象。以上所述多学科视野和现实关怀，在福克斯的代表作《身体、空间、人格——一个现象学人类学纲要》（Leib, Raum, Person. Entwurf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Anthropologie）、《脑: 一个关系器官—— 一种现象学-生态学构想》（Das Gehirn - ein Beziehungsorgan. Eine phänomenologisch-ökologische Konzeption）、《捍卫人类： 具身人类学的基本问题》（In Defense of the Human Being: Foundational Questions of an Embodied Anthropology）等中均有所体现。

第二部分题为“‘脑’何以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在此部分，王旭老师简介了科学界和心灵哲学界中关于脑的主要议题，并重点梳理了福克斯对脑研究的自然科学范式和心灵哲学范式的批判和反思。

由于脑科学在人工智能、人类增强、疾病治疗等领域的应用前景，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精神病学都热衷于以人脑为对象开展研究。这些研究汇聚成了一种“神经神话”，即“脑中心主义的人类形象”：脑扮演了“创世神”的角色——一方面它是体验世界的创造者，另一方面它也是主体的建构者。在福克斯看来，这种“神经神话”隐含着未经反思的传统哲学预设——一方面是主观唯心论，另一方面是还原论的物理主义，二者联手导致了一种“神经还原主义”：生活世界里主体和主体间的经验描述被还原为了神经生物学中客观的、自然科学的专门术语。福克斯从现象学角度认为，这种“神经还原主义”的真正危险在于，它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和我们共同生活于其间的生活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他提倡回归生活世界，以现象学的经验描述为导向重构脑研究的模型。

心灵哲学同样关注人脑议题，以“脑-心”问题取代了哲学史上传统的“身-心”问题，并聚焦于对意识的内部描述和外部描述之间的鸿沟，形成了Joseph Levine提出的“解释鸿沟”、David Chalmers提出的“意识的难问题”等议题。福克斯认为，心灵哲学在“脑-心”问题上遭遇困难的症结在于，心灵哲学家试图在脑心之间建立的连接是一种“短路”式连接，缺失了生命和人格这一关键环节。在他看来，纯粹的脑和纯粹的意识实际上都没有独立性——意识不是单纯的心智活动，而是生命现象，是人格的生命实行、生命表达和行动；脑也不是单纯的心智器官，而是生命体和人格的器官。因此，面对物理主义，我们需要证明和捍卫的不是意识的存在和独立性，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和人格。理解人脑的基本思路不是心灵哲学，而是生命哲学和身体现象学。

正文第三部分，王旭老师以“德语身体现象学的Leib（身体）概念”为题，梳理了构成福克斯运思基础的“身体”概念在德语身体现象学中的核心意涵。

在日常德语中，Leib和Körper两个词都可用来指代身体/躯体，但二者从词源学角度讲有重要的含义区别。Körper一词起源于拉丁语中的corpus，可指一般意义上的广延物；而Leib一词则与生命（Leben）、体验（Erleben）有同源关系，因而既源始地包含着“活生生的”意义上的生物维度，也包含着“生活着的、觉知到的”意义上的人文维度。为凸显二者在含义上的重要区别，可将Leib译为“身体”，将“Körper”译为“躯体”。

Leib和Körper在词源和含义上的区别深刻影响了德语身体现象学的基本思路。与法语身体现象学对极富基督宗教背景的“肉身化”（incarnation）的强调和英语心灵哲学界对心智的具身化（embodiment）的热衷不同，整个德语身体现象学正是沿着对“身体”和“躯体”的区别和关联的讨论以及对身体与主体性、人格、生命、存在的关系的讨论展开的。这一讨论建立于胡塞尔对人格主义态度和自然主义态度的区分，在普列斯纳（Helmuth Plessner）对“身体存在”（Leibsein）和“躯体拥有”（Körperhaben）的区分以及波墨（Gernot Böhme）对“我们自身所是的自然”和“我们所拥有的自然”的区分中得到继承与发展。贯穿于整条条德语身体现象学线索的，是对身、躯的含混并存性和统一性的强调，这在胡塞尔处体现为左右手互触的“双重感觉”，在福克斯处则被发展为生命一元论下的身-躯二元性。

正文第四部分题为“Fuchs生命一元论下的身-躯双重维度（Doppelaspekt von Leib-Körper）”，王旭老师在这一部分重点阐释了福克斯本人的理论建构及其对德语身体现象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在德语身体现象学传统中，身体和躯体不是生命体和无生命物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关系，而始终保持为一个统一体。但在二者统一于何处这一问题上，福克斯与之前的德国身体现象学家发生了交锋。瓦登费尔斯（Bemhard Waldenfels）认为，身体和躯体的区分来自于身体性自身的双重化、客体化和差异化，因而可被归结为一种身体一元论。但在福克斯看来，二者统一于“作为整体的生命体”、“作为身躯统一体的人格”，因而主张“生命体（Lebewesen）本身是第一实体”。

在生命一元论的视角下，身体和躯体不是二元分立关系，而是存在着一个“生命运动下身体性的渐变光谱”：从前反思的、作为生命实行之媒介的“生活着的身体（gelebter Leib）”到作为被感知到的身体状态的“体验/知觉到的身体（erlebter/gespürter Leib）”到身感不适的、处于他人目光中的“躯体性的身体（Körperlicher Leib）”再到解剖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纯然的躯体（reiner Körper）”是一个身体躯体化（Korporifizierung）过程，并且二者在每一阶段都不是相互外在地对立的，而是始终处于相互交织和斗争之中。

相应于身体躯体化的四个阶段，我们的身-躯经验被福克斯划分为两种态度、四个视角。在人格主义态度中，身体以第一、第二视角呈现。在第一人称视角中呈现的是身体主体对生命的内部体验以及从内部感受的世界——前者包括我们的感受如何性（what-is-it-likeness）和活生生存在的感受（feeling of being alive）；后者包括世界的质性（quality）、可供性（affordance）、气氛（atmosphere）和意义（meaning）等。第二人称视角也可被称作第一人称复数参与者视角，此视角是生命实行的外部视角，我们在其中体验到他人的人格、我们与他人对生命的共同参与以及我们与他人对周围世界对象的共同指向。这一视角体现出第一人称视角的排他性是有限的，身体是向外开放的，因而打破了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的片面对立，为克服心灵哲学的“脑-心”困境提供了重要资源。在自然主义态度中，躯体以第三人称视角呈现，并且第三人称视角又可被区分为第三人称的物理视角和第三人称的生物-系统视角。第三人称物理视角中，躯体仅仅被理解作物理世界中的一个“躯体物（Körperding）”——这一视角并非不真实的，但当物理主义者将此视角视作唯一的现实并试图以此为生活世界提供解释时，便形成了需被批判的理论错位；第三人称生物-系统视角则提供出了一种非还原论的躯体观——躯体不是机械物，而是“不可分割地延展着的功能整体，一个‘功能身体’”。

经过上述阐释，王旭老师认为，尽管福克斯站在现象学立场上严厉批判了自然科学对身体的过度客体化，但其最终主张却不是取消客体化视角，片面强调身体的本真性，而是呼吁身体和躯体在生命中的平衡和互补。

第五部分，王旭老师以“数字技术和超/后人类主义时代的人性和人文主义”为题，谈论了她对福克斯的工作的思考。如果我们追问“当我们谈论身体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可以获得两种颇具影响的回答：一是心灵哲学所谈论的具身心智；二是主流的德语身体现象学所谈论的身体性问题。福克斯的具身人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在谈论身体时所谈论的实际上是活生生的人格——他的理论目标不是从物理主义大潮中拯救意识，也不是现象学地阐明身体性自身的结构和动力，而是通过理解身体重建一种完整的人论并以此捍卫活生生的人格。因此，他的工作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意识是什么？”或“身体是什么？”，而是“人是什么？”。并且，尽管福克斯坚持人的立场，但他并未从这一立场出发对自然科学进行伦理批判，也不主张抛弃自然科学，将人的尊严建立在超自然的“人的精神的高贵本质”之上。在此意义上，福克斯是一个站在启蒙延长线上的深思熟虑的、向前看的人文主义者。这种人文主义在面对对人性极度悲观、对未来极度乐观的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时，未失为一种对治。

互动环节，洪亮教授从主编收录《脑: 一个关系器官》的“数字时代的人论”丛书时的方法论考量出发，提出了“当谈论人体器官时，我们人文社科学者的占位应该是什么？”这一深刻问题，并阐发了福克斯的工作在回应此问题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呼吁我们一方面重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双向渗透关系，一方面坚持站在人文社科自身话语逻辑的角度切入时代议题。洪亮教授评议后，王旭老师还就王咏诗副教授及其他在场师生提出的“不局限于人类的‘生命’概念如何被归结于‘人格’概念？”、“福克斯是否承诺了一种关于人类的本质主义主张？”、“思想是否是一种无身体的精神生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回应。

本场讲座以扎实的文献梳理与前沿视角的融合，为在场师生展现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思想框架。互动环节中涌现的学理追问与多维探讨，充分反映出讲座所触发的思想碰撞。讲座结束之际，王咏诗副教授对王旭老师的精彩讲座表示衷心感谢，并鼓励同学们在数字时代拓展自然科学知识，保持人文主义思考。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