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与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创造性贡献。这两者从学术分类看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看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调查研究成为“实践论”哲学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正是为了思考和解决调查研究中遭遇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开展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另一方面，这一哲学体系的创立，建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形态，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世界，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使调查研究获得了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

【关键词】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维武，哲学博士，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导师，beat365网页版登录官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1期

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和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创造性贡献。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中国南方农村的社会状况、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领导农民进行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陕北黄土地上刻苦钻研和积极倡导辩证唯物主义，撰写了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以此为基础和内核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建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形态，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两个贡献，对已经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倍加珍惜、深入研究，使之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毛泽东的这两个贡献，如果从今天的学术分类看有着明显的区分，前者主要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后者则是属于哲学的内容。但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来看，这两者实际上存在着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指向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因此，这两者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调查研究成为“实践论”哲学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正是为了思考和解决调查研究中遭遇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开展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另一方面，这一哲学体系的创立，建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形态，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世界，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使调查研究获得了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本文的目的，就是对毛泽东的这两个贡献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从这一视域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和哲学创造作一总体性把握。

一、创立“实践论”：思考和解决调查研究中所遭遇的难题

回首百年之前，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毛泽东就已显示出鲜明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性格，是最早重视调查研究的人之一，也是最早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之一。这种双重的重视，在他与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即已明确地表达出来。1920年3月，他在致周士钊的信中，谈了自己目前不准备出国勤工俭学的原因，在于想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921年1月，他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总结了两人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的探讨，强调这个党应当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这两封信都保存在毛泽东编印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可见他对这两个方面的重视。

在此之后，毛泽东长期处于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对唯物史观没有从一般理论上作出更多的阐发，而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调查研究来认识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他提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他由此指出调查研究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力求把调查研究作为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认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这里所批评的“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都是在背离唯物史观意义上说的，是对唯心史观的一种批评。毛泽东为此亲自深入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社会调查名篇，有力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在农村的深入开展，开辟了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现实道路。1930年，他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运用唯物史观从理论上对调查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进行了总结。

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通过调查研究，具体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领导农民进行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另一方面，有着深厚哲学素养的毛泽东，在社会调查中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问题亟待回答和解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看到了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不是社会学性质的问题，而是哲学性质的问题。因此，《反对本本主义》成为了毛泽东的哲学名篇。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独特之处和高明之处：一般人的调查研究，都是社会学性质的，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而毛泽东的调查研究，除了看到这些具体的实际情况之外，还看到了一个重大的必须探讨的哲学问题。看到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实际情况，当然很重要；但能从调查研究中发现哲学问题，这就更加重要了。这是毛泽东和众多从事中国社会调查的学者们，在调查研究上的一个大的区别。

然而，对这个重大的必须探讨的哲学问题，仅仅从唯物史观出发的实际调查和哲学论述，还不足以从根本上作出回答和解决。毛泽东由此被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指责为“狭隘经验主义者”，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思想困境，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在唯物史观范围内的努力探索，还没有超越经验性层面，上升到一般哲学理论的高度，因而还不能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

就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山沟里思考如何走出思想困境的时候，在上海、北平等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在白色恐怖下发起了唯物辩证法运动。这一运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著述的翻译介绍，通过同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论战，有力地推动了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而产生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由唯物史观转向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在统率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即敏锐地关注到唯物辩证法运动，发现了这一运动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特点的教条主义错误，“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因而他利用陕北相对稳定的环境，发奋钻研辩证唯物主义，积极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引者注）中是决定要素”，提出“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撰写出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重点和归结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就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基础和内核，形成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体系，建构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形态。

对于“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根本精神，毛泽东活用中国古典的“实事求是”，作了精辟概括，阐明了如何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开展调查研究，由此回答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所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所谓“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也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所谓“求”，就是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进行研究。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统一作了融会贯通的解释，把调查研究由经验性层面上升到一般哲学理论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本质而深刻的阐明，从而透彻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重大的必须探讨的哲学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因此可见，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包含了重要的哲学意义，是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为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思考和解决调查研究中所遭遇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更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凸显认识论和方法论

“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不仅从哲学高度，回答和解决了调查研究中未能解答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而且反过来为正确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使调查研究获得了思想指导。在毛泽东看来，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不是直观地认识和反映实际情况，而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思想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调查研究成为正确的调查研究。这是他在“实践论”哲学体系创立后所反复强调的。

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思想指导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从自己的调查研究中体会到，并不是任何调查研究都会有成效的；只有正确的调查研究，才会获得正确的结论；相反，不正确的调查研究，只会获得不正确的结论。因此，要使调查研究取得成效，就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作为指导。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提出调查研究的正确方法，在于“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接近于正确的认识，才能从中抽出可靠的结论。相反，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只听一个人作经验介绍的调查，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在调查中不提出中心问题、不经过不同意见辩论、只随便问一下子的方法，也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接下来，毛泽东在1931年起草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进一步强调在重视调查研究的同时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将这种重要性凝练为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第二个口号是“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强调了调查研究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作为指导。只是这里所说的正确的方法，指的是正确地填写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没有包含哲学的意味。

在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后，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方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调查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作为指导思想，由此获得调查研究的更具一般性、也更为深刻的方法论。1941年，他在用“实事求是”来概括“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根本精神时，就明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于“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同年，他在向延安的干部们谈到调查研究的方法时，就更具体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之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他由此告诫同志们：“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

而要发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指导作用，毛泽东在钻研和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时发现，还要对辩证唯物主义予以中国化的新的理解和阐发。在他看来，如果按照通常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法，以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是难以起到这种作用的；因此还需要转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原来的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和方法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出系统而深入的着重阐发，使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鲜明地凸显出来，这样才能很好发挥对调查研究的思想指导作用。

正是这样，毛泽东在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的过程中，自觉地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对本体论的着重阐发，移至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着重阐发。从理论来源上看，“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主要是吸取了唯物辩证法运动的哲学成果，包括这一运动中译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己撰写的哲学著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与唯物辩证法运动有着直接的思想联系；毛泽东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样，都是这一运动产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代表性哲学著述。但如果仔细研读这些著述并加以认真比较，“实践论”哲学体系又显示其独创性。《大众哲学》和《社会学大纲》都最重视本体论，由本体论出发来讲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使本体论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毛泽东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虽然开头也讲了本体论，主张宇宙的统一就在它的物质性，人的认识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但并没有把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放在本体论上，而是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以最后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全部讲授提纲的浓墨重彩之笔和画龙点睛之笔，并使这两个部分具有分别独立成篇的逻辑结构和完整论述。这样一来，就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的这一转移，不只是出于调查研究的实际需要，而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学理根据。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他对这一学理根据作了专门论述。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本体论）与认识论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原本是不可分的：“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他进一步依据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相统一思想，指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是世界观，而且可以转化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是一致的。他用带有浓厚中国味的话语，对列宁的这一思想作了生动而清晰的阐发，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即逻辑的——引者注）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即逻辑学——引者注），也是一个东西。”他在这里所说的“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就是认识世界，当然包括了调查研究。因此，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体系，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基础和内核，着重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使辩证唯物主义转化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这也成为“实践论”哲学体系，与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相比较，所显示出独创性的地方。

这样一来，毛泽东“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移至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出了系统而深入的着重阐发，使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鲜明地凸显出来，反过来为正确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指导，提供了更具一般性、也更为深刻的方法论。

三、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

毛泽东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基础和内核所形成的“实践论”哲学体系，其着重点在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作出系统而深入的阐发，从哲学理论上深刻阐明如何唯物而辩证地认识世界，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本是在他开展的调查研究中就已提出而未能得到回答和解决的或未能得到很好回答和解决的，而由此在哲学理论上予以了透彻阐明，这就为调查研究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指导，提供了更具一般性、也更为深刻的方法论。

为了从哲学理论上说明唯物而辩证地认识世界，毛泽东首先在《实践论》中阐发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性关系，也是在调查研究中必然会碰到的问题。在《寻乌调查》中，就有一小节题为《一个“平”字》，谈了土地革命中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标准可以用一个“平”字来概括。毛泽东具体而生动地指出，在寻乌各乡的分田会议中，人们普遍讨论的问题是：分田是以乡为单位还是以村为单位呢？分田是按人口标准还是按劳动力标准呢？农村中的鱼塘、园、坝又该怎样分配呢？分田中出现的虚报情况应当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土地的标准问题，可以说简直不用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来就宣告了没收土地，无须再用什么文字形式来宣告了。而土地分配的方案，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最为直截了当，最能得到多数农民群众的拥护。他的结论是：“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这个包括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两个意义的“平”字，作为土地革命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怎样提出的，毛泽东在这里没有作出认识论上的分析。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对调查研究中的实践与认识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种“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是如何做到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毛泽东在这里也没有作出认识论上的分析。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中的实践与认识关系问题作出认识论上的分析，是在《实践论》中阐发的。在《实践论》中，他以外面的人们来到延安进行考察为例，说明人的认识过程有一个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提升：人们先在实践中接触外部事物形成感觉和印象，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再由感觉和印象形成概念，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得出合逻辑的结论，形成关于外部世界的理性认识，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感性认识阶级是认识发展的低级阶段，理性认识阶段则是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虽然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人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能立刻理解它，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这就通过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说明了在调查研究中是如何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来认识世界、来形成正确的实际政策的。

为了从哲学理论上说明唯物而辩证地认识世界，毛泽东又在《矛盾论》中阐发了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实是同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相伴随而产生的，也是在调查研究中必然会碰到的问题。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就从不同视角，多处论及这一问题。他指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这是把寻乌与闽粤赣三省交界诸县的关系，看作是一个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通过特殊的寻乌来了解三省交界诸县的一般。他又指出：“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这是把寻乌作为一个商业性城镇的个案，由此个案来了解一般商业性城镇的情况。在《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都论及了苏维埃运动中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他称赞长冈乡的工作是革命根据地“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指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发扬这些经验，收集更多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他认为才溪乡的村代表主任制度是乡村苏维埃联系群众的一个创举，指出：“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是同长冈、石水等乡一样，收得了很大效果的。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但是，这种由研究“寻乌这个县”到明了“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由研究“一个地方”到明了“一般情况”的调查研究方法，为什么具有合理性呢？长冈乡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为什么能够“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呢？“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又有什么根据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相关调查中没有给出答案；只有当他深入研究了唯物辩证法之后，才在《矛盾论》中从哲学理论上予以了透彻的回答和解决。他指出，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开始，然后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总是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在获得了这种共同本质以后，人们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作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这些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以此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使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这就通过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说明了在调查研究中由研究“寻乌这个县”到明了“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由研究“一个地方”到明了“一般情况”的辩证法，说明了长冈乡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能够“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的辩证法，说明了“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的辩证法，总之，说明了人的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方法论。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在“实践论”哲学体系中，通过对实践与认识、特殊与一般这两对关系的阐发，说明了如何唯物而辩证地认识世界。这就为调查研究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指导。1941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就运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这些思想，对调查研究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作了进一步阐明。

毛泽东运用《实践论》的思想指出，在调查研究中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来认识世界，要先运用分析方法，再运用综合方法，即从分析感觉经验形成的印象和概念入手，再从中加以综合，得出理性的结论。他说：“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当时在延安的艾思奇，曾撰文对毛泽东所主张的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在认识论中的作用作过进一步说明。他说：“综合与分析，是思想方法中分不开的两个方面。综合的任务既然在于掌握客观对象各个方面的自然的相互关系，那么，正确的综合，就要以正确的分析作基础。正确的分析，使我们能够适当估计各个方面在全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据这样分析的结果，依据各部分的本来的地位和作用，在思想上把它们贯串起来，就得到反映现实的自然的综合。”这就通过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的运用，更清晰地阐明了在调查研究中是如何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来认识世界、来形成正确的实际政策。

毛泽东运用《矛盾论》的思想指出，在调查研究中由研究“一个地方”到明了“一般情况”，需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并从中抓住要点、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指出：“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他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例说：“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毛泽东强调：“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毛泽东还从具体方法上，说明了如何在调查研究中由研究“一个地方”到明了“一般情况”。他说：“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特别是他的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作了系统阐发，从哲学理论上深刻阐明了如何唯物而辩证地认识世界，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为调查研究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指导。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理解，所阐发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也由此升华至一个新的境界、呈现出一个新的水平。

四、把唯物史观引入认识论，向群众寻求真理

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最初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的，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的。他以唯物史观反对“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强调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并进而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以人民群众作为支持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些都在他开展的调查研究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毛泽东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后，并没有看轻唯物史观，而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个贯通的有机整体，把唯物史观引入认识论，凸显人民群众在调查研究中、在认识世界中的主体作用，不仅把人民群众作为调查研究中获得对中国社会正确认识的来源，而且把人民群众作为调查研究中获得对中国社会正确认识的目的，因而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检验。

毛泽东将唯物史观引入认识论，凸显人民群众在调查研究中、在认识世界中的主体作用，首要一点就是强调人民群众是调查研究中获得对中国社会正确认识的来源，强调调查研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他认为，只有向人民群众认真请教、虚心学习，通过开调查会等方式来了解实际情况，才能获得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一书的《序》中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他所说的“这件事”，就是调查研究；他所说的“眼睛向下”，就是要面对人民群众从事调查研究。他进而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主张用开调查会的办法向人民群众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又指出，参加调查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或老百姓；“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毛泽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将唯物史观引入认识论，凸显人民群众在调查研究中、在认识世界中的主体作用，还在于强调回到人民群众实践中去，是调查研究中获得对中国社会正确认识的目的，强调调查研究的结论是否正确，离不开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他认为，即使是由调查研究而形成的认识、方针和政策，也必须要再回到人民群众实践中去，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为标准进行检验，只有经过检验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才是真理。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在这里，他认为必须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为衡量党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是否正确的标准。他之所以如此强调人民利益对真理的检验作用，并不是在实践之外另找了一种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目的性在于人民性。

对于人民群众在调查研究中的支持作用和检验作用，毛泽东在1943年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作了概括。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活动，以人民群众作为来源，又以人民群众作为目的。这就把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动力的揭示和肯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强调和追求，引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唯物史观、政治哲学圆融为一体。

正是基于人民群众在调查研究中的支持作用和检验作用，毛泽东提出了“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著名论断。1961年4月，他在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信中指出：“到会（指这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向群众寻求真理”，强调人民群众是真理的来源和具有检验真理的作用，既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和实践经验的重视，又体现了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作用的重视，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重视。在这里，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唯物史观、政治哲学都打通了。后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就强调“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不仅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包括了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动力的揭示和肯定。

这些清楚表明，由于唯物史观的引入，使毛泽东在“实践论”哲学体系中所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哲学内容，不仅强调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和实践经验的认识论意义，而且强调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还强调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也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所主张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主张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追求。这无疑使调查研究获得了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

五、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双向互动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其内在联系实际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联：从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看，他的调查研究工作成为“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思想来源之一，“实践论”哲学体系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思考和解决调查研究中所遭遇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从“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看，这一哲学体系建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形态，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和方法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并把唯物史观引入认识论，提出向群众寻求真理，使调查研究获得了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正是在这种双向互动中，毛泽东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种双向互动，为我们今天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和“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来看“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可以发现这一体系所阐发的抽象哲学理论，其真实的基础、其思想的指向、其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来自中国具体实际，并反过来为正确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指导；从“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来看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他的调查研究不是那种对实际情况的直观的认识和反映，而是包含了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的哲学性质的问题，包含了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思想指导的需要，由此促成他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来回答和解决调查研究中所遭遇的难题，来满足调查研究对思想指导的需要。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之所以和他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一样，成为具有永久魅力的伟大精神遗产，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世代承继的传家宝，其奥秘也正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