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第二个结合”以文化灵魂说为基础，从生活视域、意义导向和精神维度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第二个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为政党和民族的普遍自觉，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得到了全面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经验、精神力量和哲学智慧被分别转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支柱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

作者简介：周可，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文章来源：《beat365网页版登录官网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全面阐发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这一重大论断及其蕴含的深刻意蕴，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第二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二者之间契合性的创新性认识，着重阐扬了“第二个结合”凸显的文化主体性、历史自信自觉和文化自信自觉以及方法论意义。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题，“第二个结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取得的成果。因此，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视角来看，“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突出表现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的全面挖掘。

一、极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

一般而言，“文化”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活动及其全部产物，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精神创造活动及其产物，尤其是指思想学说和价值观念。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这里所称的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或思想文化。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新世界观，深入考察了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揭示出文化的双重维度。这一理解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立足新时代背景提出的“文化灵魂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文化具有双重维度。第一，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特有的生命活动。人通过实践改造无机世界、创造对象世界，从而生成了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产物，无论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都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54）。一方面，人的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特别是劳动一样，都以自然界为对象，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自然界既是自然科学、艺术等意识活动的对象，又在精神文化活动中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而人的本质力量是指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和爱在内的人的活动和关系，其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是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P81）。另一方面，相比于物质生产活动，人的精神活动更能体现人类活动的自由性质。马克思用“自由的精神生产”［3］（P296）概念来形容区别于物质生产的艺术和诗歌等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恩格斯也认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P120）第二，文化是隶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艺术、哲学、宗教、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以观念形态反映特定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的上层建筑，总是被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并与之相适应。从历史上看，“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5］（P552）。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揭示出平等观念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平等权利观念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关系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无产阶级要实现的是实际的、社会的、经济的领域的平等，其实质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的双重维度，尽管在不同时期对这两重维度的理解方式和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他们一方面从文化的意识形态维度出发，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探索新文化。五四运动期间，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活及其变迁出发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命运。李大钊认为，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孔子学说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支配中国人，就在于它是两千多年中国农业经济组织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大家族制度的表层构造［6］（P144-145）。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发达程度最终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的，古代中国的“贵族式的精神‘文明’，譬如禅悦或者神悟，礼教或者仪式正是封建时代生产方法和技术内容的反映”［7］（P104）。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问题的思考，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为基础。一方面，他主张“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8］（P694），所谓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8］（P695）。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体现了对文化的独立地位和普遍价值的肯定。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P534）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8］（P707-708）无论总结还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和思想精华，都承认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产生于以往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却具有超出特定时代及其条件的独立地位和普遍价值。归根到底，文化的独立地位和普遍价值是由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人类的自由本性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从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毛泽东“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9］（P831），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成分，进一步凸显了文化的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重要场合的讲话中用“灵魂”譬喻文化。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0］（P32），“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11］。灵魂观念广泛存在于世界各种文化中，并且持续至今。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指出，远古时期人们对睡眠、做梦和生病等现象感到不解，在思考这些现象时形成了生命和灵魂的观念，后者被认为既存在于人体以及万物当中，赋予它们以生命，又可以与它们相分离，在肉体死亡后还可以继续存在。泰勒征引世界范围内多个民族的宗教民俗材料，得出结论：“事实上，原始的万物有灵观以众所周知的观点，如此令人满意地阐明了事实，以致它甚至在高级文化阶段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12］（P351）习近平以灵魂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来类比精神文化之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无疑揭示出文化之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和能动性。进一步而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灵魂说，还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本质的认识。

一是从生产视域转向生活视域。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人类的生产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考察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因此，马克思强调必须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理解精神生产；在谈到艺术和科学时，特别指出艺术家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社会角色以及文化产品所凝聚的社会劳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作家作为生产劳动者，主要不是生产出观念，“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3］（P149）；“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3］（P165）。这种生产视域中的文化本质论固然揭示了文化作为精神生产活动必须服从特定生产方式的阶段性和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超越性和广泛性。实际上，文化作为体现人类自由本质的创造性活动，其中的思想智慧往往超越了特定生产方式的限制，并且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和方面。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语境中，灵魂被认为一方面摆脱肉体束缚和时间限制而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又赋予生命以动力和能量，起着支配性的影响作用。文化灵魂说正是借用灵魂的这一特性，阐明文化是人们在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社会生活中所积累下来、产生持续影响的思想遗产和精神支柱。基于这一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化”就不是与经济、政治、社会等相并列的范畴，而是指代广泛渗透于这些领域，且能象征和引领这些领域的本源力量。

二是凸显了文化的意义导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物质生产视域考察文化，还形成了文化本质问题上的生成导向，即对人类文化现象的考察与思考，倾向于探讨文化生成的条件和过程。这种生成导向力图揭示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化本质上与其他物质生产活动是一致的，服从物质生产活动的规律。“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5］（P186）由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入考察了意识和统治阶级思想的生成过程；马克思还非常重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文化生成的具体机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形成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为社会的自由时间和全部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因而得出了“资本创造文化”［13］（P257）的重要论断。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完全忽视文化自身的意义，但是，文化灵魂说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文化作为人类独有的现象对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深远影响和积极意义。高扬文化的意义导向正是习近平文化灵魂说的重要特征。他指出，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对城市而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14］。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对政治生活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15］，政治文化对涵养风清气正、积极健康的政治生态有着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从根本上说都源于对文化的积极意义的深刻认识。

三是阐扬了文化的精神维度。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学说展开激烈论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着重论述了文化现象背后的物质利益和阶级关系。在批判施托尔希的所谓“文明论”时，马克思指出，不能将物质生产仅仅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而是要根据其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理解物质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进一步而言，“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3］（P296）决定了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精神生产的性质。因此，从社会关系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察不同时期文化的内涵和性质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思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一方面认为传统文化中的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主要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从精神维度出发大力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积极意义。他以“灵魂”譬喻文化，正是以世界各民族普遍持有的“灵魂”观念所蕴含的与肉体相对的主体能动性来标识文化的精神维度。在此意义上，习近平经常将文化与精神并提，有时候又将精神比作灵魂。他说：“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1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历史中凝练出一以贯之且形态各异的精神信念，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7］（P40），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充分阐扬了文化的精神维度。

二、有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

在创立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强调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维度，而且揭示出精神文化的自由本质，充分吸纳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充分借鉴和吸纳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第二个结合”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结合，将这一结合从个体自觉提升为普遍自觉。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一方面，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在内的社会革命都要与那些依附于旧所有制关系的传统文化相决裂。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现有生产关系的桎梏，变更经济基础的社会革命势在必行，那么，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就会发生或慢或快的变革［18］（P591-592）。与旧的所有制关系紧密关联的某些传统观念必然会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遭受冲击，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也作为思想形式而有其积极意义。马克思高度赞赏古希腊的艺术和史诗，认为古希腊时代的艺术和史诗虽然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奴隶制时代，但是，它们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儿童阶段，不仅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9］（P35）。恩格斯也认为，法律和宗教等意识形态作为思想形式具有独立性和普遍性。公法和私法“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20］（P308）。宗教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通过与已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并对这些观念材料进行加工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20］（P312）。恩格斯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法律、哲学、宗教发挥着表征人类思想形式的作用，能够在时代更替中传承和发展，尽管传统文化的独立性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除了德国古典哲学、近代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外，人们不难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看到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等古希腊哲人、但丁和莎士比亚等人文主义学者、培根和洛克等理性主义哲学家以及歌德和席勒等浪漫派作家的影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旧交替之际成长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造诣，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运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因而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不同形式。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和中介。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形成了民彝史观，这一史观借用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范畴，把握了儒家思想传统的根本特质，并为他的革命改造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敏锐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称之为“庶民的胜利”。所以，李大钊很快选择了俄国革命道路，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仅如此，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也都受到了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刘少奇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同样借鉴了古代儒家的修身观念。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赋予了全新的理论内涵。毛泽东重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实事求是”概念，把它从考据学意义上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范畴，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刘少奇对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探讨，把传统儒家思想中脱离社会实践、强调主观自我的“道德修养”概念，改造成在革命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升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特别是倡导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的伦理道德观念；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概念，虽然出自《诗·大雅·民劳》所称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但其内涵却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奋斗目标，而非其本义所指的劳苦百姓对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借鉴和吸纳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然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绝非对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造活动及其特征的简单总结，而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信、机制和自觉等重要问题的认识。

首先，“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和深切认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世界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时代恰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经济中心迁移和世界权力转移扩散的同时出现了东升西降的趋势。立足这个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塑造的历史语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以平等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以宽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23］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让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认同，并且在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论战中不断强化其激进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立场折射出来的是部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让近代以来备受屈辱的中国人从此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立起来，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则让中国人逐渐消除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暴自弃，开始重建失去已久的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重要讲话中对文化自信的强调，既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心声，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和深切认同。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4］，“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P32）。

其次，“第二个结合”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另一方面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和方法，批判总结传统文化，以发掘和继承其中的优秀成分。即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机制以二者的差别为前提，主要表现为理论方法与考察对象之间的外在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科学方法，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组成部分，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又是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时不可或缺的民族形式。与之相比，习近平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基于文化灵魂说，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为前提，推动二者走向有机结合。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1］这种高度的契合性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和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相合。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实质上的内在一致性和思想内容上的共同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问题上实现的重大突破。一方面，它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的理论视野。从有机结合论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完全异质的东西，其中的优秀成分也不必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滤镜才得以发现。从更为广阔的、关乎人的自由本质的文化视野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智慧与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与自身来源相区别的共性因素［25］，都具有超越其形成背景和经济社会条件的普遍价值。另一方面，它更新了中国共产党人考察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从有机结合论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被动对象，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积极的因素，因而能够作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支撑。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1］。

再次，“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为整个政党和民族的普遍自觉。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这里指的新高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性超越了以往。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初步形成了将二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不仅如此，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鲜明态度，并将其写入党的文件。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内出现了错误对待传统文化的事件和运动，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很快在思想文化领域拨乱反正。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都提到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上升为党和民族的普遍自觉。党的十九大把“坚定文化自信”写入大会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0］（P35）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第二个结合”概括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经验和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考察调研曲阜孔府、山西云冈石窟、福建朱熹园、河南殷墟遗址和四川三苏祠等重要文化遗产，在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与主持编纂大型国学丛书《儒藏》的汤一介教授促膝交谈；多次就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重要批示指示，专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先后出席纪念孔子诞辰研讨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还带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集体学习。在他的示范和引领下，新时代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可见，“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从革命家和理论家的个体自觉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自觉，从文化领域的指导方针上升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路径。

三、全面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末立足世界历史视野，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命运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都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受限于历史语境和理论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未能得到充分挖掘。进入新时代，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得到了全面且深入的阐发以及系统且灵活的运用。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已经注意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问题。他们在评论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集中论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历史变革，揭示出中国人民在革命中展现的积极的精神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研究中国问题。一方面，他们认为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对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另一方面，他们分析了近代中国的保守落后状况，探讨了中国的未来前景。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必然将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卷入世界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以小农业和家庭工业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必然被资本主义的先进工业经济所打破，而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封建专制和保守落后的精神文化进一步加深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命运。所以，马克思十分痛惜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腐朽衰败。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带有作为“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26］（P125）的种种不足，但这场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标志着中国人民形成了较强的危机意识和斗争觉悟。“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26］（P66）这让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甚至称新中国为“中华共和国”［26］（P134）。

进入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深入考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宣示共产党人革命方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重视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在他看来，在文化领域，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设的是文明先进的新中国。这里所称的“文明先进”，具体而言就是改变因旧文化统治而导致的愚昧落后面貌，建设一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它既不同于自周秦以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也区别于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而形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8］（P698，706）。尽管如此，前两种文化并存的态势构成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语境。所以，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回答如何认识和对待封建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不仅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传统的封建文化植根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而且倡导批判地总结和继承历史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判断历史遗产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就是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重要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反抗精神，以及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等特征。由此出发，毛泽东充分肯定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的进程中所取得的文明成就，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革命传统，称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8］（P623）。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进一步立足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揭示出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邓小平主张“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7］（P358），因而要求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青年和人民，还“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28］（P368）。江泽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29］（P158）。胡锦涛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举措之一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30］（P27）。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比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全面地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一方面，习近平认识到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23］；另一方面，他更强调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完成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他不仅在治国理政中吸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充分阐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力量，推动了文化主体性的构建，而且致力于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智慧，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需要充分发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伟大智慧，也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31］。这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是由过去的中国发展而来的，过去的成功经验能够为今天的治国理政提供镜鉴，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习近平高度重视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吸收借鉴这些经验和做法。他先后带领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我国历史上的法治与德治”“中国历史上的吏治”等主题进行集体学习，要求从历史上反腐倡廉、国家治理、法治德治和吏治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总结治乱兴衰规律。他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31］特别是古代中国在廉政文化建设、协同法治和德治、官吏选拔和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其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已经在新时代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充分吸收和灵活运用。例如，从夯实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基础抓起，以思想纯洁和道德高尚作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确保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和道德的教化作用；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要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队伍积极性［32］。不仅如此，在外交工作和国际交往中，习近平倡导“正确义利观”，主张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作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追溯到中华民族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优秀传统文化［33］。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力量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支柱。“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文化主体性标识着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反映了一个民族发展自身文化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在习近平看来，“第二个结合”是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重要途径。只有从“第二个结合”出发，才能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其中的精神力量，进而为文化主体性提供坚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练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倡导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34］，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其凝聚力和感召力，而且高度重视考古和历史研究，由此深入开掘传统文化蕴含的蓬勃力量。习近平先后带领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和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集体学习，他充分肯定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强调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以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要求将这些研究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进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更好地发挥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作用。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重要元素出发，凝练出中华文明的若干突出特性。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和交往之道等积极因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1］。如果说这九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积极因素，那么，奠基其上的四大特性则准确、生动地把握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丰富内涵。其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证明其回应挑战、开创新局面的旺盛生命力，创新性证明其革故鼎新、敢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统一性证明其融合各民族文化、维系国土完整和文化传承的共同信念，包容性证明其整合多元文化、广泛凝聚共识的广阔胸怀，和平性证明其追求和平、崇尚和睦、倡导和谐的交往理念。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智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如何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说：“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35］（P57）正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智慧被改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其中，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天人合一”关系的宇宙观和生态智慧被改造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36］（P24）他还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金木水火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环不已。”［36］（P55）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则被改造为习近平的方法论。他多次引用清末举人陈澹然《迁都建藩议》中的名句“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求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从全局、长远和大势的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战略思维；多次引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及“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等名句，希望人们能够具备解放思想、突破束缚、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还大量引用体现古代中国辩证法智慧的名句和典故，批评讽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阐发以矛盾观点为核心的辩证思维。此外，习近平还吸收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特别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以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形成了新时代的人民主体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37］（P81）。

总之，从理论上看，文化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世界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难题。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第二个结合”把中国经验提升为理论命题，在基础、方式和效应等方面实现了重要的突破，具有鲜明的思想解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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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求是，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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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汪信砚.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beat365网页版登录官网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