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的解释重心不在“坚船利炮”“师夷”或“制夷”，而在义蕴丰厚的“长技”一词。结合对《海国图志》全书的分析，此短语至少有四重义蕴：其一，“师长技”标志着中英长技的相对地位极其不平等；其二，长技的典范是于技术化的英吉利国内处于核心地位的蒸汽机；其三，社会技术化因民主政制而获得更充分发展，而其起步则需要突破宗教的束缚；其四，内蕴机器运动原理的“神天之神”命题，以理论化的形式表达了技术的崇高地位及其对宗教思想的解构。要而言之，此七字短语在魏源的思想里对应两条改制路径：一是效法彼得大帝改革的外缘型社会技术化；二是取法弥利坚国（被魏源理想化的美国）崛起的内生型社会技术化、民主化。因此，此短语并非如学界长期以来所认为的仅指向“坚船利炮”这样的技术表象，而是既包含复杂的思想层次，又蕴涵深闳的改制理想和改革思路。

【关键词】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社会技术化；民主政制；宗教批判；《海国图志》

作者简介：马晓见，哲学博士；现为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博士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源思想，中国内生现代性；博士论文为《“英吉利问题”与魏源的经世学》。

文章来源：《beat365网页版登录官网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海国图志》的序言及其开篇的《筹海篇》均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下简称“师长技”）一语。此语被学界公认为晚清西学东渐的思想起点，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历来存在争议。梁启超曾就晚清社会变革的历程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化概括——层层递进的“器物—制度—观念”三阶段，并将魏源“师长技”一语视作起步性的器物阶段，或曰“坚船利炮”阶段的思想代表［1］（P43-44）。梁氏的这一观点几已成为近百年来的学界通识。

然而，不少研究者均在研究《海国图志》（以下简称《海志》）后提出，“师长技”一语的意涵超出“坚船利炮”的层面。1953年，冯友兰较早地对主流认知提出了不同见解，他基于《筹海篇》文本与“向西方学习”这一问题视野，揭示出魏源的改革逻辑首在“洞悉夷情”，而改革对策次之。由此出发，他指出长技包含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项内容，且将魏源的改革远景解读为三个步骤：先进武器的国产化；先进技术向民用、商用的推广；“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工业化未来，并以《海志·后叙》文本为证，指出魏源最后抵达了对19世纪美国民主政制的欣赏［2］（P18-21）。与冯先生的观点类似，李汉武在《魏源传》中亦将此语主要解读为“向西方文明学习”，并认为《筹海篇》的工业化色彩与《海志》内部对英国议会制、美国民主制的记录均在学习视野之内［3］（P155-176）。而陈其泰、刘兰肖在《魏源评传》中同样侧重于“师夷”所可能具有的丰富性，如《海志》记录的蒸汽机、火车、织布机、运河、港口设施以及钞票、银行、汇兑、保险等资本主义工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等内容，不仅提出“长技”一词可以意味着技术民用与机器大生产，而且经由通观《海志》对西方民主政治与文明历史的记录，将魏源的“师夷”理解为对旧有文化体系的整体性突破［4］（P472-491）。由葛荣晋主编、冯天瑜和周积明撰写的《中国实学思想史》晚清部分也同样着眼于“师夷”而判定此语“不限于技艺”，指出其涉及工商业、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并由此评价此语意味着中国人“迈出了突破中古藩篱的第一步”［5］（P181-182）。此外，魏寅《魏源传略》［6］（P112-122）、夏剑钦《魏源传》等书［7］（P155）的相关研究亦与上述结论大同小异。

吴根友的《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根据王夫之将制度亦看作“道器”范畴中的“器”这一哲学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同样属于魏源“师长技”的内容，并从晚明以降西学东渐的历史长镜头出发，指出此语“重新打开”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通道［8］（P569-572）。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则将“制夷”予以哲学化理解，指出《海志》已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是结构性危机，即鸦片战争后被军事暴力规置于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网络的边沿地带，从而此危机为作为军事策略的此语提供了动力，而此语自身又成为增强中国整体国际竞争力的改制变法的动力。《海志》对民主制的肯定即服务于后者，而后者开始于“制夷”所要求的政制军事化［9］（P638-643）。

要而言之，关于“师长技”一语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跳出了梁启超的解读框架，不仅得出了更多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且同时向后人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既然《海志》的内容超出于“坚船利炮”，那此短语的意涵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但是，上述或侧重“师夷”、或侧重“制夷”的新解释有一共同的不足，即并未严格根据此七字语的逻辑结构而准确选择解释重心。魏源对晚清面临的外患局面有一个整体的态度，即“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10］（序P2），而在此七字语内部，“宜愤悱”与“宜讲画”分别对应着“制夷”和“师夷长技”这两个层面。此处所谓的“宜讲画”既已意指“值得谋画”，则其自区别于情感鼓动，而属于理性思考后的战略构想。因此，澄清魏源对“夷长技”的认知，是我们准确理解此七字语的关键所在。考虑《海志》全书关涉长技的内容十分丰富，故本文以“长技”一词为分析重点，并结合全书内诸多涉及长技的讨论，以四个层面重新解读“师长技”一语具有的丰富义蕴与深闳的改制理想。

一、中英长技相对地位的高度不平等

部分研究者判断，“师长技”一语虽包含较强改革性，但尚未脱离那种自命“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及对异域文明的偏见［2］（P20）［4］（P490）［7］（P173）。然而，若着眼于长技的思想渊源而集中分析“师夷长技”四字，将揭示魏源通过对传统御外思路的根本性扭转，不仅彻底抛弃了所谓的“天朝”心态，甚至主动将大清国设置于高度弱势的地位。“师夷长技”四字并非来自魏源的凭空创造，而是脱胎自鸦片战争时魏源对晁错《言兵事疏》这篇古代军事经典的研读。在此疏中，晁错基于对汉匈双方拥有的各种军事长技（如匈奴战马擅长机动于山地，而汉军擅于步战等）的详细分析，进而提出：

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11］（P2281-2283）

晁错的方略基于中国对匈奴在军事长技上的相对平等（五比三）而建议汉军吸收匈奴降军并相对平等地“各用其长技”。然而，由于魏源将此“各用其长技”改写为“师夷长技”，晁错据以为前提的汉匈双方围绕于长技问题的相对平等关系便被魏源重新设置为中英双方围绕长技问题的高度不平等关系——中国长技曾拥有的与外敌相对平等的地位被取消，一如《筹海篇》讨论了多项英方长技，却几乎对中方长技不置一词。值得补充的是，同时代国人对“师长技”一语的争议恰好折射了魏源的此种设置如何冲击着传统思维：流行的反驳意见是，合理的反制方略应当扬中国之长而避中国之短，而随着此种反驳被现实击碎，“师长技”才渐成共识［12］（P163）。此外，此种围绕长技的中英地位高度不平等，同样由《筹海篇》诸多的具体策略以其他方式预设甚至强调：例如，魏源建议大幅收缩海防防线并主动放弃部分沿海岛屿，不守外洋与海口，仅防守内河，因其判断“口门以外，则战守俱难为力”［10］（P2）。又例如，《筹海篇》点明，“坚船利炮”可称长技这一说法，实则仅对中国人有意义：“是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10］（P28）

由上可知，“师长技”一语在其思想起始处就预设了中英长技地位的强烈不平等。而下文将进一步揭示，此认知基于魏源对英方技术化社会具有的全方位富强状况的根本觉知。

二、蒸汽机与英吉利国的技术化社会

百卷本《海志》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直接陈述改革方略的开头两卷《筹海篇》，百科全书式地记录世界各国的60余卷主体部分，详细记录西洋科技知识的后20余卷补充部分。其中，《筹海篇》与后两者的关系如下：前者通过探讨军事改革而延伸指向技术化社会的改革远景，后两者为此改革远景提供现实模板：《筹海篇》强调，作为改革起点的新式海军造船厂在完成军事改革使命后应发挥向全社会推广技术产品的功能，如新式船舶将提高沿海贸易与国内信息沟通的效率，望远镜、蒸汽机等均可民用。故其总结：

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10］（P31）

在此作为改革起点的兵工厂的表层军事功能之下的，是一个足以引发技术扩散的据点：“有尽”“有数”的军事需求被满足后，技术产品将推广于“无尽”“无数”的商用、政用、民用需求。必须指出的是，此“无尽”“无数”的描绘并非魏源无心的夸张，而是其以英吉利国技术化社会为现实模板而着意选择的用语。《海志》以“志英吉利”为第一论述中心，而这一安排与“师长技”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关联是，英吉利国内部已形成国人闻所未闻的长技社会或曰技术化社会，并由此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海志》的相关记录首先是一种文本内的思想叙事，故为使本文讨论与此种叙事保持一致，下文一般采用书内原有称谓，如“英吉利”，或是19世纪美国的称谓“弥利坚”。

相关资料里，居核心地位的是被《海志》再三致意的英吉利国本岛上的机器化大生产：

机房、织造坊不可胜数，恒用火为机关。……有鸟枪局，日造万余枝出售。［13］（P1395）

田地瘠硗，故设奇器引水以溉之。……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其机动以火烟，可代人力。［13］（P1384-1385）

制造之匠纯用火机关，所藉以动机关者，煤炭。［13］（P1397）

居民不织布，乃制铁钢机关而造之。……其机关巧细，但弱女幼子亦可容易动之也。……铁铜造铸机关、鸟枪、大炮、刀剑各项器械……［13］（P1388）

“机动以火烟”“火机关”与织布的机关即今人所称的瓦特蒸汽机与珍妮纺纱机。

英吉利国，……爰有智士深思天地间空中运动流转之物，……惟有火力可借。……于是以火蒸水，包之以长铁管，插柄上下，张缩其机，借炎热郁蒸之气，递相鼓激，施之以轮，不使自转。既验此理，遂造火轮舟。［14］（P1975）

今西方各国，最奇巧有益之事，乃是火蒸水气舟车所动之机关，其势若大风之无可当也。或用为推船推车，至大之工，不藉风水人力，行走如飞。或用之造成布匹，妙细之业，无不能为，甚为可奇可赞！［14］（P2015）

此即英吉利长技的核心——蒸汽机，该机器为诸种新工具新生产的基础，如火车、轮船、纺纱，等等。将蒸汽机称作西洋“最奇巧有益之事”的缘由，于蒸汽动力对英吉利国富强地位的决定性影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魏源曾概括英吉利的崛起历程为“专行贾”与“兵贾相资”［13］（P1077-1078），有研究者也依据《海志》而判断魏源视网络化的世界市场为英吉利富强之本［9］（P671），但深考《海志》，作为技术化社会核心的蒸汽动力方为英吉利国商贸之神髓。

其一，蒸汽生产激发出大规模的、构成世界贸易网络的资源消耗和产品进出口，并带来丰厚顺差（下文均以某年数据为例）。资源消耗上，因蒸汽动力用煤，英吉利煤矿“每年出煤五万二千五百余万石，矿深一百三十九丈”［13］（P1397）；因蒸汽纺织工厂用棉，“每年用棉花四十万七千石以织之，皆由外国运进”。相关的产出品价值不菲，如棉花与布匹的价值达一亿零二百万两、武器则五千万两。由此，英吉利获取高额顺差（如1837年3100万两），从而“国用充裕”［13］（P1388）。其二，蒸汽动力运输工具的规模化使用由提高运输效率而促进贸易繁荣：“其广推贸易之法，有火轮船航河驶海，不待风水。又造��辘路，用火车往来，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13］（P1386）比较可知，英吉利国对蒸汽运输的运用规模远超其他西洋大国，如西班牙火轮船极少［13］（P1136），奥地利仅十五艘［13］（P1208），法国有数十艘［13］（P1297），而英吉利仅伦敦就有“火轮大小九百只”“火车四万辆”［13］（P1395）。上述两点，共同支撑起英吉利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凡他国物产皆聚于伦墩国都”［13］（P1387），“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天下万国通商也”［13］（P1385）。比较各国贸易状态或总额亦可见：意大利贸易萧索［13］（P1218）；俄罗斯约一亿七千万元［13］（P1523）；法国约两亿六千万元［13］（P1188）；弥利坚约两亿八千万元［13］（P1637）；英吉利国则高达五亿三千万元［13］（P1378）。

此外，蒸汽机同样有助于政务。除最直接的军备制造外，《海志》还经由记录蒸汽船如何于50天内将印度政务文书运至伦敦以展示英吉利内部高效的全球文书传递系统［15］（P975）。此外，共同构成此英吉利技术社会完整形象的还包括某些与农业社会迥然不同的场景：其国工业人口已颇可观，且数量上已超农业人口［13］（P1388）；依靠于机械化农业生产，其国食物供应充足乃至于时而过剩［13］（P1384-1385，1397）。

总体上，长技的具体内容是以蒸汽机为核心的技术化社会：蒸汽机提供着效率惊人的生产运输，从而支撑起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该长技形象既较“坚船利炮”这一平面化形象复杂且现代得多，也较早先研究者们以“点状”方式触及的相关《海志》信息而言更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感。由此回观前文论述的《筹海篇》相关内容，其背后的现实根据一目了然：中英长技地位之高度不平等，源于英吉利技术化社会的国力、国势对大清国的压倒性优势；新式造船厂之有“无尽”“无数”的民用、商用、政用推广空间，源于英吉利式的技术化社会已被魏源预想为未来中国社会改革的目标，而此技术化社会内对蒸汽机等技术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对应着长技之应用“无尽”“无数”的前景。在此意义上，若用今日通行词汇表述，“师长技”一语首先在整体上指向了由当时的英吉利国所引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三、技术化社会的政制土壤

《海志》里的蒸汽机与英吉利国的技术化社会虽典型，却并非全书中长技的唯一形象。以技术化社会为思考线索，尚可标识出三种相关类型：俄罗斯的次生技术化社会、土耳其的反技术化社会以及弥利坚的理想型技术化社会。至于其他国家则多与此四者相类，如安南类俄罗斯，瑞士类弥利坚，法国、德国等类英吉利而规模远逊之，而大清国则类土耳其。综合分析此四种类型，将揭示与技术化社会相关的政制土壤：民主制有利于技术化社会的充分发展，而社会技术化的出现有赖于挣脱宗教的束缚。

由于技术并非原生，而是源自引进的外国技术，俄国可称次生技术化社会：

（俄国）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13］（P1457-1458）

与英吉利一样，技术同样支撑了俄罗斯的国势：引进西洋先进军工技术使俄国迅速崛起为“最雄大国”。然而，此次生技术化社会缺乏英吉利式的基于本国科技发明（如蒸汽机）的技术化：“俄人不善制造”“惟招外国人入境教之”[13]（P1468），“（彼得堡）技艺惟赖日耳曼国及各国寄寓之人，以足其用”［13］（P1470）。可以观察到，上述技术原创能力的欠缺与其国“君贵民轻”的政体有内在关联：其国专制，国王“任意出令”[13]（P1473），贵族与教皇也权势极大[13]（P1459），而大批农奴却生活贫困，地位几如牲畜［13］（P1460）。在此种政制土壤里：

俄民颇聪明，……百姓不好文字，设学馆万一百五十，内有学生六十六万。禁各种书册，不准百姓诵读。然翻译外国书本颇多。［13］（P1473）

国中有能制造新奇者，必赏之。然所造之人皆用奴，工价省而卖价昂，终不如各国之精良也。［13］（P1468）

可资比较的是，英吉利科教系统发达、百姓受教育程度良好［13］（P1361，1384，1396），而俄国教育虽规模可观，但百姓阶层高度匮乏知识。作为结果，这些廉价且缺乏知识的“奴”无法达至高技术水准。俄国百姓在知识领域里的作用被轻视，正如其“君贵民轻”的政制对百姓地位的漠视。与此内在一致的是，俄国部分缺失着关于技术民用的记录，仅可见技术的军用，一如俄国的军工技术源自彼得的引进，而英吉利的蒸汽机却源自“智士”的发明。一言以蔽之，作为次生技术化社会的俄国，可谓成也尊君，败也尊君。

专制政制对社会技术化的负面效果在土耳其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其成因也更复杂：

政事与欧罗巴各国不同，权操自上，令出惟行，弗惟反。国王谓之额兰西尼阿。西尼阿者，神影也，以为奉神命而来治国。……国中咸遵回教，以国王为教主，自夸其教之奥妙为别教所无。［13］（P1322-1323）

嗣有荷占王颇好文学，……然其所学皆章句辨论，不知格物穷理，反嗤他国所造千里镜、显微镜、量天尺、自鸣钟，谓是小技淫巧。其天文不识欧罗巴之历算，……其房屋绘画、音乐等技，皆无巧妙。［13］（P1323-1324）

土耳其可称为反技术化社会。其国不仅政治专制，且更有宗教专制与政教合一：其国王作为教主，“自夸其教之奥妙为别教所无”，而与此一致，其君王在思想上对技术之“奥妙”保持封闭。与俄国君王开明而百姓无知不同，政教合一的土耳其从上至下均愚昧［13］（P1326）。作为结果，其君无从开始彼得大帝式的改革，而其国也连年惨败于俄罗斯［13］（P1326）。

英吉利本为弥利坚母国，弥利坚继承之而青出于蓝，可称理想型技术化社会。较之土耳其，弥利坚全方位与之相反，其国政治民主、信仰自由且技术水准位居全世界之首：

国中二十六部无君臣之名，惟有上下之分。……各首领起居、饮食、衣服亦无异平民，但事权属之，人人皆敬之而已。［13］（P1618）

风俗教门，各从所好。……各设义学馆，以教文学、地理、算法。……迩来又增学习智识考察地里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材辈出，往往奇异。［13］（P1636）

技艺工作，最精造火轮船。即纺织棉布，制造呢羽、器具，均用火烟激机运动，不资人力。他国虽有，皆不能及。［13］（P1636）

弥利坚无君主，无教主。较土耳其与俄罗斯，弥利坚民智开化、人才辈出，且其蒸汽技术水平甚至超过英吉利。可补充的是，较英吉利的专利保护制度，弥利坚政府更是主动出面鼓励创新。是故，在更为民主化的弥利坚，百姓地位更高，也更能发挥出才干。大约是出于上述原因，《海志》于英吉利部分更突出技术，而于弥利坚部分则更突出民主。

上述比较已揭示民主政体因保证百姓发挥才能而对社会的技术化存在促进作用，但宗教对社会技术化的束缚性作用尚有待进一步说明。以英吉利崛起过程为分析对象：

（西洋）有二王曰“教化王”，曰“治世王”。治世者，奉教化之命惟谨。［13］（P1115）

（意大利）为天主教之宗国，代有持世之教皇代天宣化。至今西洋各国王即位，必得教皇册封，有大事咨决请命焉。……自昔惟意大里亚足以纲纪西洋。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竞。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13］（P1077-1078）

理解技术化社会与宗教的关系，需将上段引文的后条材料置于前条材料所叙述的西洋“治世—教化”结构中加以考察。旧秩序内，天主教教皇统治着“治世王”，而英吉利的“不务行教”意味着由此旧秩序中挣脱而出。自此，其国“奉教化之命惟谨”的“治世”场域获得解放，从而使其国的富强追求获得现实地位。由前述的英吉利技术化社会可知，富强追求是社会产生技术需求的基础，因而挣脱出“教化王”的束缚是英吉利社会技术化得以起步的根本前提。同时，若比较弥利坚与英吉利则可见，由于英吉利将新教确立为国教，故其国虽挣脱了来自罗马教廷的束缚，却并未使其国内的“治世”挣脱出国内的“教化”；而弥利坚则更进一步，“教随人便”［13］（P1635），“欲随意侍上帝也”［13］（P1601），因此，对“治世”场域的解放更为充分，故社会技术化程度更为显著。在此可补充的是，土耳其正是由于政教合一，故根本无从触及“治世”场域，而俄罗斯因为其“治世王”不被宗教束缚的绝对权力，故能因其君主的自强追求而发动技术改革。总之，“治世”场域若被宗教束缚，则国家的富强追求将无从获得其现实地位。在此情形下，技术将不被社会需要，于是技术化社会无从诞生。

综上所论，可梳理出关于技术化社会的“土耳其—俄罗斯—英吉利—弥利坚”这一完整线索以及相关结论：首先，技术发展往往对国家崛起发挥决定性影响；其次，拥有不受“教化”束缚的“治世”场域是技术化社会诞生的关键前提，而政体是否为君主专制并不影响；最后，专制型政体抑制社会技术化的充分发展，而民主政体则是社会技术化的发展最有利的土壤。需澄清的是，上述线索与结论的得出，并非本文对《海志》诸多记录的任意发挥，而是与魏源对相关国家的态度若合符节：《海志》全书对宗教、政治双重专制的反技术国家土耳其讥刺最深，对宗教自由、政治民主的技术最先进国家弥利坚褒扬最强。

四、“天地乃运动之机器”及其对宗教的批判

由于《海志》故意将诸种政治社会里现实长技的相关表述混杂于其宗教讨论中，本节着重分析书中对长技诸层次内涵的理论化表述。《海志》全书弥散着对天主教的蔑视态度，而部分研究者将此理解为魏源对传统儒教立场的坚持。但若着眼于全书整体思想倾向，此蔑视态度应当解释为魏源对儒士与民众排斥“夷教”倾向的策略性鼓励，以配合其“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天主教为“害”，长技为“长”）［13］（P1078）的基本改革方略。

《海志》中的《天主教考》借助独特的“神天之神”观念，对“塞其害，师其长”的方略进行了理论表达，大旨在于以机械主义自然观的方式理解天地运动，并由此解构诸专制型宗教的理论基础。由于批判同样涉及儒教，故魏源的表述较隐晦。《天主教考》由魏源所写，既包含对天主教基本理论、核心文本、历史沿革的简略而不失准确的介绍，也反映魏源对天主信仰、神学理论以及教士、教会的鄙薄态度。例如，此考完整翻译了摩西十诫，又径直将此事讥讽为“甚于赵宋祥符之天书”，并以摩西为“西域之王钦若”［15］（P817-822）。又如，魏源立足诸宗教理论的互斥性而追问“耶稣自称神天之子，正犹穆罕默德之号天使，何独此之代天则是，彼之代天则非乎”［15］（P822）。在此基础上，魏源其对所知的天主教义作了总体上的怀疑：天主教“横被西海，莫不尊亲”，其理论简陋又缺少西洋技艺的实践功能，“岂其教入中土者，皆浅人拙译，而精英或不传欤”［15］（P822）。正因为对天主教义的质疑比比皆是，故《天主教考》对天主神学予以的唯一一次肯定特别值得关注：“历览西夷书，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余皆委巷所谈，君子勿道。”［15］（P822）然而，《神理论》虽被魏源宣称为儒学与天主神学的相通之处，但实质上，其中表达“神理”思想要害的却是一种较正统天主神学或传统儒学而言均可谓“异端”的天地观：

天地乃运动之机器，所以运之者神也。［15］（P817）

上述句子在数百字的《神理论》中地位独特。该论强调最高理论问题为“神天之神”，其中的“神理”是造成天地万物存在及运动的道理。然而篇中大量的传统表述仅笼统铺陈了“天地万物背后有道理”这一论点，而唯独“天地乃运动之机器”这一难以被正统天主教义或任何儒学所兼容的表述，才直观且具体地表述了这个道理。因此，抓住这一机械论的表述才能直达此“神理”于传统遮盖之下的真实面目——作为整个自然世界运行道理的“神天之神”的“理”，在根本上是、或至少是十分类似于机器运动的原理。

与此同时，内蕴机器运动原理的“神天之神”对各大宗教的理论根基有解构功能。《神理论》强调，“天地尚不可称神”，同时“神天之神”则“独一无二，最始无前。倘有对待而后起，即非神天之神也”[15］（P817）。考虑《海志》曾判定天主教、天方教、以及儒教的理论均根基于“本天”[15］（P817，823），故《神理论》将“神天之神”确定为“最始无前”的最高理论问题，等同于指出包括儒教在内的此三教的“本天”已然错执第二问题为第一问题。在此可补充的是，在西方思想史上，此“神天之神”的内涵接近于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而此种自然观的确立也确实意味着对教会世界观的反对［16］（P52-54）。而在《海志》里，“神天之神”理论不止涉及反对教会世界观，更隐含地反对着儒教“本天”的世界观。

上述讨论同样涉及政治问题，因为尊崇“神天之神”也意味着对“神影”“天子”们的去魅：“古人有文武出众、功德在人者，则神之，不知天上地下，止有一神所管，更无二神可抗。”［15］（P817）因此，自拥有机器运动原理内涵的“神天之神”视之，反技术的土耳其君主与大清国君主号称“神影”“天子”，其实却在“背神”“背天”，而彼得大帝或蒸汽机发明者或可称“天子”或曰“机器之子”。可见，此“神天之神”实为一种非常含蓄和隐晦的启蒙论说，而其中要点，如对机器运动原理的推崇、对宗教专制理论的瓦解，均与前文对技术化社会及其诞生条件的分析在底层逻辑上保持一致。

为补充说明上述“神天之神”理论在《海志》中被赋予的重要性，可特别考虑作为今文经学家的魏源的某些有意识的“笔削”（见“［ ］”内文字）：

火轮遄驶，……大则军旅，小则贸易，往返传命，有如咫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14］（P1975）

《海志》内尚有数处文本以《易传》论“神”之语来比拟、沟通西洋技术。魏源主动增添的这些内容，既典型地反映了其强烈的主观肯定态度，更意味着其在插入此类描述时心中之所系实为前述的“神天之神”。在此，魏源深化了《默觚》“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17］（P6）的观点，以长技的运动原理统摄了西洋之“神”与《易传》之“神”，从而完成了其《海志》的“神天之神学”的理论建构。

五、《海国图志》的技术思想图景与近世东亚改革的历史逻辑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海志》中的长技至少有四重义蕴：一是中英双方围绕于长技的地位高度不平等；二是英吉利国是一个成熟的技术化社会；三是技术化社会有与其相关的、起正面或负面作用的政制土壤；四是长技最后指向了一种机械主义的天地观。综合此四个层面的内容，可将《海志》的技术思想图景作如下更具体地描述：第一长技是蒸汽机，作为英吉利国典范式的技术化社会的核心，其可被广泛运用于国家富强的诸多方面。技术化社会的诞生无关民主制或君主制，而是有赖于国家突破教化的束缚，但其充分发展则有赖民主政体的建立。以机器运动原理为实质内容的“神天之神”解构着包括儒教在内的诸教化体系的理论根基，可视作此技术思想图景的理论化表达。

由此技术思想图景与四重长技义蕴出发，才能整体性地理解“师长技”的深闳改制理想。在魏源看来，依托长技而改制，首先需要突破大清国教化思想对技术的鄙薄。在此基础上，魏源规划了两条层次不同的改制路径：

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10］（P31-32）

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10］（P31）

如魏源所称：“自外入者其力弸，自内出者其力弘。”[17](P27)俄国的“彼得大帝路径”代表着外缘型社会技术化，其所重在国，不求政制变革。该路径旨在鼓励君王“厉精淬志”地效法彼得，自上而下地学习西洋先进技术，发动以军事技术为重心的变革，以使国家迅速崛起，从而完成初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另一“东海之民路径”则可称内生型社会技术化，其所重在民，以学习长技为先导但要求政制变革。在此，魏源虽未明指其现实模板，但“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一语无法指向百姓如奴的俄罗斯，而只能指向“人才奇异，往往辈出”的弥利坚。因而，此路径更充分地表达了改革远景：对此“是兴神物，以前民用”［18］（P169）的西洋民用技术的学习，终会引发“风气日开，智慧日出”，并最终指向一个商贸繁荣、信仰自由、政治民主技术创新内生的理想型技术化社会。在此难以展开论述的是，《海志》“弥利坚”与现实美国差别颇大，带有寄托着魏源自己理想的建构色彩。但此改革路径由此而意味着，魏源心中的“未来中国”将像其建构的理想化“弥利坚”屡挫英吉利进攻那样[13]（P1639），完成更高层次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基于上述讨论，“师长技”一语之于近世西学东渐的深层次意义才有可能获得充分揭示。

此语提出之前，西洋长技虽已于晚明传至东亚，但其时尚较为粗糙，且被捆绑于传教士的天主神学体系内，故其时中国经世学与日本兰学对长技的吸收均不深入［19］（P581-623）［20］（P139-141）。有研究者着眼于此阶段，将西洋技术称为可验证的“硬知识”，而将神学等人文知识称为容易引发矛盾、遭致抵制的“软知识”［21］（P41-42）。借此区分，可以说魏源的“师长技”不仅切断了技术知识与宗教思想的旧有从属关系，且经由蒸汽机对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民主、宗教自由对社会技术化的促进作用，建立了西洋“硬知识”与“软知识”之间的综合性关系。由此，西学东渐过程中，不仅“硬知识”的内涵得以大大深化，且这种新的“硬知识”既成为引入新的“软知识”的基础，又在面对因引进“软知识”而可能引发的冲突时，充当了有力的且有直观效应的减振器。

然而，此七字语的直接改革效应未能达及其思想义蕴之深远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易知的是，腐朽的政治与过于保守的思想均妨碍改革，但同时魏源相关思想的特殊性则容易被忽视。其一，长技问题位于中国传统视野的边沿，故其重要性难以获得理解：弥利坚无君制虽已“离经叛道”，其尚可与鲍敬言或黄宗羲的“无君”讨论发生思想对话，而蒸汽机原理与技术化社会对于传统中国思想而言却更为陌生。其二，魏源相对晦涩的表达方式。“兰以谷中芳，玉以石中藏。卞氏何多事，必欲献君王？”［17］（P501）正是因为已经预见到许多颠覆性的改革内容并非大清国可承受，故魏源并未汲汲于让改革规划径直现实化，而是关切于为后来人提供足以指向后续改革的引导性思想酵母，并同时在蝶茧般的现实之内为未来的全方位改革确立起一个坚实的破局点。

正因如此，此语看似浅近，却蕴含着非凡的历史穿透力，如“彼得大帝路径”意味着的朝向次生技术化社会的改革即对后世的东亚政治和思想格局变迁影响深远。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先驱如吉田松阴等多对《海志》《圣武记》抱有浓厚兴趣，而明治维新更是堪称实践此路径的典范。与此相较，发端于“制民”而非“制夷”的洋务运动实则心不在焉［22］（P505）［23］（P522）。于是其后，次生技术化社会的日本击败了大清国，甚至击败了沙皇俄国。但同时，并未进一步改革的日本与内生技术化社会的美国在技术和国力上的巨大差距，在二战中暴露无遗。而中国近现代史里，洋务运动的结局可以说昭示着“师长技”所内在要求的对“教化—治世”结构里的教化秩序的突破的缺失。是故，在深探董仲舒改制学的魏源与康有为之间，存在着越过王韬等人的思想桥梁：改革者须从教化内部为“治世”改革争取空间。甲午后的康有为，一方面以《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进献光绪，以期君王真正践行此“彼得大帝路径”；另一方面则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向束缚性的旧有教化秩序提出改革诉求。但严格说来，这种次生的技术化社会改革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完成，而我国的内生的社会技术化在近几十年才较充分展开。今日有目共睹的是我们再次遭逢两百年来未曾断绝的长技之问：当代帝国主义向我国提出的挑战里，首当其冲的“卡脖子”问题，不是制度、观念或贸易、军事，而是光刻机、人工智能等新兴长技。或许“师长技”一语当代启示是，未来我国独立自主的内生型社会技术化，将在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互动里迈向更高层次。

总体上，前文对“师长技”一语多层思想内涵的剖析并不足以囊括诸多后来改革者的思想主张，而只是对当代中国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改革的公式——“器物—制度—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挑战。在此，为进一步反思此公式解释力的局限性，基于前述讨论，将魏源与康有为的差别作三点扼要的比较。其一，造成魏源历史局限性的并不必然是其思想的保守，更多的是急剧的现实变动：魏源聚焦于英吉利蒸汽机革命与弥利坚立国，其后发生了电气革命、德国及日本的崛起以及一战爆发等事件，康有为也由此得以形成更丰富、充实的西洋观与技术观。其二，由上文可知，“师长技”一语内蕴着对现代西洋文明的深层次认同，而康有为则已开始对西洋展开一定反思，如其孔教会设计既关心政教分离，又要求对教化领域予以一定的保留［24］（P44-69）。其三尤为重要，涉及魏源改革思路的特色——“长技用民主”。若借用后世的用语“德赛二先生”，康有为更关心的“变政”［25］（P1-8）较接近“德先生”，而魏源的“师长技”则首先聚焦于以蒸汽机为第一要素的“赛先生”，并试图基于此而引进“德先生”。是故，不同于洋务派以“中体”用“西技”或维新派以“西政”用“西技”，魏源的此条思路可称为“长技用民主”，正如《海志》既倾尽全力地引入西洋科技知识，又坚定而并不急切地肯定弥利坚民主。

为充分理解此“长技用民主”的思路，有必要揭示其中的某些非西洋的思想基础。魏源1826年编写的《皇朝经世文编》内，第一纲“学术”与第二纲“治体”分别对应《海志》的长技问题与民主问题的思想基础，且“学术纲”于是编为根本，而“治体纲”的重要性次之［26］（五例P1）。概言之，“学术纲”主旨如唐甄《性功》所言：“心体性德，既已自修；天地万物，何以并治？……尧、舜之治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鸡豚狗彘是也。”［26］（P10）此种对穿衣吃饭问题的严肃关心延伸入《海志》，即发展为对蒸汽动力所带动的高效率农耕、织造、运输的关注。“治体纲”则颇具反君主专制色彩，见于其中顾炎武“天子一位”之论、唐甄《抑尊》之言等［26］（P333，354），此则延展为《海志》对西洋民主制的认可。在此，考虑是编开篇第一义“学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乱之原，生人忧乐之本”［26］（P2），其以治平天下的原动力在于“学者”这一立场，正如智士发明的蒸汽机构成了英吉利国富强之源；而反君主专制诉求在此则辅助着有志者的经世，因为君王退让出的实践空间将供经世者或长技充分发挥力量。考虑是编对晚明启蒙思想的深度汲取，且被魏源替换且升级为《海志》的此种“长技用民主”的改革路径，萧萐父先生所言“由万历到五四”的中国内生性启蒙［27］（P33）思想脉络，在“师长技”一语里似乎清晰可见。且此七字短语所包含的深闳改制理想本身，又构成了内生启蒙思想脉络内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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